【编者按：原文来自《创见》杂志，作者韩博强，爱集微经授权转发。】
西安奕材成功上市满一个月，《创见》在北京奕斯伟集团总部独家专访了奕斯伟集团董事长王东升。
这位68岁的产业先行者首次袒露心迹：加入奕斯伟二次创业的初心，在于顺应“时代潮流和国家需要”。在他看来，“拿来主义”盛行，不应是社会常态，更不能是一个大国的生存模式。而打造一个受人尊敬的伟大企业，恰恰意味着能够解决行业共性问题，能为改变世界做点什么。
对于奕斯伟落地西安，王东升认为陕西省、西安市、高新区三级政府，体现出了对于产业发展的专业和重视。同时，他也建议陕西和西安更加重视整机厂对于产业发展的带动作用，并表示奕斯伟将带给陕西更多惊喜。
要为改变世界做点什么
《创见》：在中国的财经史上，您带领京东方完成了从“追赶者”到“引领者”的史诗级跨越，已经是中国一流的企业家，是什么契机推动您选择“二次创业”，创办奕斯伟？
王东升：简单用一句话来说，就是顺应“时代潮流和国家需要”。
什么是“时代潮流”？
第一个阶段，即改革开放的前10年，依靠中国人的聪明和勤奋，我们国家把工业基础搞了起来，当时很多组装类加工企业都办起来了。
第二个阶段就是中国市场短缺经济的10年，一批敢闯敢干的人站了出来。因为前面有了一定加工经验的积累，对世界贸易有了一定认识，他们就想要创办中国人自己的企业，这就是我们的第一代企业家。但当时很多产业都是贴牌加工。
第三个阶段就是中国加入WTO后的10年。这一点，我们非常感谢当时国家领导人的决策。当时的中国做了两件非常重要的事，一是建立了社会保障体系，促进了国企改革；二是加入WTO，加入WTO以后的10年，我们国家的成长是最快的，特别是出口。
但从第四个10年，我们就开始反思。特别是企业家们开始思考：在过去30年，我们的确进步了很多，但是这种进步是不是可持续的？市场到底能不能换来技术？合资能不能合来现代化？所以这个时候，我们就必须坚持自主经营，创新驱动。真正的创新驱动，不是说贴个牌、组装一个整机就行，而是必须要有底层技术。比如，电子信息产业的底层技术，那就是半导体器件、半导体材料装备。总之，我们必须坚持自主经营，创新驱动，自主才能自强！
又为什么说是“国家需要”？
在前三个10年，国际合作和国际贸易都很顺畅，可以说我们处于一个很顺利的国际环境。这导致很多中国人认为这就是常态。但是，如果我们去研究一下历史，从全世界的角度再看看，会发现其实这并不是常态。曾经发生在几个工业强国之间的汽车大战、半导体大战，我们没有经历过，因为当时我们落后，人家并没有把你当做竞争对手，所以我们很多人认为这是常态。
我们这些老产业人，明白这只是机遇期，要抓住机遇去发展自己。中国作为一个大国，如果没有一批真正自主经营、创新驱动的产业和企业，那么我们的产业发展有可能碰到“天花板”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很难实现。
所以，时代的潮流、国家的需要，这都是看得见的。我从参加工作起就没有离开过半导体行业，恰好当时有领导问我，“你把‘屏’做得差不多了，能不能做‘芯’？”基于这么一个契机，我也就算是开始“二次创业”了。（笑）
《创见》：在打造京东方的过程中，您对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发展有哪些深刻理解？这些理解，对于奕斯伟的快速发展，又有哪些推动作用？
王东升：京东方的创办，是从“稳定”开始的。我是1992年接的北京电子管厂厂长，1993年成立京东方，当时首先要解决的，是怎样保证曾经为国家工业化作过重大贡献的老同志退休后，能及时、足额领到退休金，报销得了医药费。
第二个问题是解决再就业。有的员工想做个体经营者，我们就帮忙办营业执照。当时的丽都商圈和秀水街，很多摆摊的都是我们的人。年纪大一点的就包饺子，有的负责包和冷冻，有的负责卖，自己养活自己。我记得当时包得好的一个月能有2000块钱。还有一部分人，去北京的星级饭店做清洁，我们签了北京多家星级饭店的劳务合同……
同时，选拔人才研究新的产业。1994年，我们只有7个人研究新事业方向。直到2003年，我们才进入显示屏产业，又经过10多年的努力，成为世界第一，人员从7个人变成近7万人。
也就在那个时候，我们建立了一个时空观。
一方面，必须从历史长河来看方向，上下看100年。当时我们选择做TFT-LCD（液晶显示），就是从1947年电子管的发明开始梳理，我们发现1947年以后的电子器件发展史，本质上就是半导体替代真空电子的过程，液晶显示技术就是以半导体技术为基础的。
另一方面，是要“站在月球看地球”，看地球上顶尖的企业在做什么。我们做显示屏但不能光看显示屏，而是要知道客户把显示屏用在什么场景。所以我们要看苹果，要看三星，看看这些顶尖系统厂商在干什么？
《创见》：我们注意到，奕斯伟的愿景是“成为受人尊敬的伟大企业”。您如何定义“受人尊敬”和“伟大”？
王东升：受人尊敬，我觉得至少是三个维度。
第一是成为客户首选。你做的东西是不是客户首选的？这是最基本的道理。你要成为客户首选，那么你的品质要好，性价比要好，能为客户创造价值，这才能赢得客户信任。第二是成为投资人的首选。人家投了你，要能够跟你一起赚钱。当然，如果是客户首选，那一定也会是投资人的首选，因为它是基础。第三是成为供应链合作伙伴的首选，无论是全球供应链，还是国产供应链，合作伙伴跟着你，他可以没有后顾之忧。
还有就是员工认可和社会认可——员工以加入公司为荣；在社会上，公司能有一个好口碑，为社会作出贡献。
所以，能否“受人尊敬”，就在于你怎么处理和客户、供应链合作伙伴、员工、投资人、社会的关系。
所谓“伟大”，最核心的一点，就是能为改变世界做点什么。比如，我们说苹果伟大，特斯拉伟大，那是因为他们都在各自领域里，为整个行业的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。我们也应该时常问自己：我能为改变世界做点什么？
不怕困难，就怕方向错了
《创见》：奕斯伟创办至今，碰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？是否有某个“至暗时刻”让您至今难忘？您又是如何带领团队克服的？
王东升：应该说，每天都会碰到困难。（笑）
但困难就是磨刀石。对于我来说，并没有什么“至暗时刻”，在我内心，是永远抱有乐观主义精神的。
我们不怕困难，就怕方向错了。方向对了，有困难就解决它，一步步做也是能够完成的。最怕的是碰到困难后自我怀疑了，然后自己缩回来，又去做容易一点的事。结果看似容易的事，方向反倒错了，后果可能就是灾难性的。
我们对前途永远是充满希望和乐观的。我们为什么要取“奕斯伟”这个名字呢？就是寓意光明之心，成就伟大。要永远葆有一颗光明之心，碰到黑暗你会照亮它，你会看到黑暗前面的灯。
《创见》：半导体产业有高投入、高风险、长周期的特点？奕斯伟在平衡短期生存与长期目标之间，采用了哪些创新管理方式？是否形成了较为独特的企业文化？
王东升：短期生存和长期价值之间的平衡，是非常重要的。
第一是合理分配，搞清楚解决生存问题需要多少资源，在不同的发展阶段，又该如何分配资源投入。比如研发比例，一般不超过10%，但在企业初创期，可能达到30%，甚至到40%以上。所以说资源的分配，要适配不同的发展阶段。
第二是聚焦关键方向。资源不是无限的，有限的资源必须放到最为关键和重要的方向上。
第三是一定要控制好资产负债率，就是使用恰当的金融工具来改善自己的财务结构，保持健康的财务结构。
说到底，最根本的一条，是要保持高质量增长。如果你每年能实现两位数的高质量增长，能跟战略客户保持协同创新，你的毛利率也将随着高质量增长不断提高，这个时候你的收益就会不断提升，就能实现可持续性成长。
《创见》：在最新评选的“中国民企发明专利500强”中，西安奕材首次入选就领跑陕西，位列全国第127名。在中央提出“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”的背景下，奕斯伟是否确定了更高层级的研发追求？
王东升：我们的研究主要围绕两个方面展开。
第一，要走在前面，围绕半导体行业的AI时代展开。这对我们硅片的技术能力、品质、性能提出了更高要求。在这个时代，我们要能为客户赋能，提供价值。
第二，要不断超越。在这个领域当中，我们不会左盼右顾，就锚定行业头部。现在，还有行业的共性问题没有解决，如果我们能够解决，那我们就能成为领导者。我们的技术创新，包括产品的竞争力，都是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。
落地西安是实现共赢
《创见》：“合肥模式”声名鹊起的关键是成功引入了京东方。为什么您创立奕斯伟之初会选择西安？陕西省、西安市及高新区的哪些优势打动了您？如今回顾高新区创其历史之最的天使投资，您有哪些感慨？
王东升：我觉得第一是地方政府的担当。陕西省委、省政府，西安市委、市政府，还有高新区党工委的领导，他们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让我们感动，让我们觉得这个地方是值得去的。在上市敲钟的时候，我说这是我们的心里话。
第二是大家可以实现共赢。之前我们也担心，担心西部地区的金融环境、产业配套可能不如东部。但是接触以后，我们发现，不论是陕西地方政府的投资引导，还是和产业团队的交流，都很顺畅。他们的观念思维让我们觉得很好对接，大家之间有共同语言，常常我说一半他们就听懂了。这不但是战略上的共赢，而且能实现财务上的共赢。
比如，第一批31亿元的开发区基金投资，已经完全收回，还赚了10多亿元。目前还留了4亿元在上市公司，那4亿元投资现在也翻了数十倍。（笑）
我们到任何一个地方，都是希望跟当地政府共赢——你赚到钱，我也发展起来了。
第三是历史情结。像我们这些读过一点书的人，特别是到一定年龄以后，都会有一种历史情结。一说起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，我们内心深处就会涌出一种激情，产生去寻根、追寻中华文明的发祥地、回到西安的想法。
第四，这个地方是国家的腹地。此前中国的半导体产业大多布局在上海、无锡等沿海地区，从战略安全层面也应该考虑西安的。
第五，还有一点报恩之心。我们住在北京，喝的水是陕西的汉江水，饮水思源要感恩啊。
《创见》：2021年秋，陕西省委正式提出“投行思维”，2022年西安奕材就完成了中国半导体硅片最大规模的单笔融资纪录。在您的观察中，陕西的创业环境发生了哪些积极变化，并对奕斯伟产生了哪些积极影响？
王东升：我觉得陕西的创业环境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但是总体的创新氛围，跟北京、上海、杭州、深圳、广州这些地方比还是有欠缺。
特别是产业发展方面，陕西军工毋庸置疑是发达的，比如材料产业。但是系统级的产业，特别是整机系统类厂商，还需要提升。
比如，杭州在互联网时代抓住了阿里巴巴这样的核心企业，所以后来才有了“杭州AI六小龙”。再比如北京，也有字节跳动、京东、小米、京东方这样的顶尖企业。深圳就更不用说了，如果西安能出现一个类似于互联网时代的系统级企业出来，那带动效应就大不一样。
事实上，西安、重庆、成都，就创新发展条件而言，没有说哪一家弱一些，都差不多。创新的要素都具备，差异就是在观念和文化上。未来中国真正要崛起，西部崛起就是重要引擎。西部一旦崛起，中国整体就不可阻挡了。
奕斯伟也会不断给西安带来惊喜。我们的目标就是，不是为做而做，而是要为改变世界而做。
从路径依赖迈向路径创新
《创见》：您多次提到“感谢时代”。您认为哪些时代机遇（如国家政策支持、市场需求爆发、技术变革窗口等）为奕斯伟的成长提供了土壤？
王东升：我觉得感谢这个时代，首先是感谢改革开放。具体到最近这10年，我们国家有针对性地贯彻科技自主自强、创新驱动发展的理念，做得非常实，打好了攻克底层技术难关的基础。
这个时代对我们最大的帮助，是形成了相互理解的氛围。因为我们走在前面，很多人看不清楚，因此也不理解。比如，当初京东方做面板的时候，有人说我们是骗子。当时，一个工厂真的要几百亿元投资，只是很多人都不清楚这个行业的发展特点。
现在，由于国家政策、产业政策更具针对性，而且普及程度也越来越高，再加上专业的投资机构也越来越多，这就让大家逐步有了共同语言，相互之间更容易理解。这对于走在前面的科技企业来说，帮助是很大的。
当前时代是鼓励创新的时代。只要真正把握住国家战略需要，大家都会支持你。所以我特别感谢这个时代，为科技创业者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环境。
《创见》：面对当前较为紧迫的贸易脱钩风险与科技封锁，您认为中国半导体产业处于哪一个发展阶段？我们的困难与机遇在哪里？其间，奕斯伟最大的贡献是什么？
王东升：以前，国际间的市场、技术交流合作顺畅。像当时的京东方，国际市场贡献了相当大比例的营收和利润。因为京东方的产品好，价格有竞争力，所以人家就是买它的东西。但突然有一天说，这东西不能卖，那东西不能买，一开始大家肯定有点不知所措。
其实，这才是我国发展到一定程度后，需要面对的大国博弈的常态。这不是坏事，因为它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实现自主自强，必须从以往的路径依赖迈向路径创新，要自己走出一条路。中国芯片半导体产业发展最快的就是这10年。以前国家花了很多力气，但是发展还是慢。这10年发展是最快的，攻克难关也是最多的。底层技术的积累，让大批中国企业成长起来。当然，总体困难还是很多，因为人家“高墙小院”也更精准了。还是那句话，办法永远比困难多，困难永远是磨刀石。
我相信中国在半导体领域的崛起，包括AI，只是时间问题，不可阻挡。对此我充满信心。
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的贡献就是要在底层技术取得突破。只有如此，我们才能从路径依赖迈向路径创新。我们追求的不仅是国产替代，我们追求的更是全球领先，要证明我们中国人在这个时代、这个行业上也能给世界做贡献。
未来5年进入全球第一梯队
《创见》：作为科创板成长层的首批上市企业，西安奕材开创了中国资本市场新纪元。公司预期，第一工厂2025年下半年净利润转正，第二工厂2027年下半年净利润转正，最早可于2027年实现合并报表盈利。请问实现这一目标的有利条件是什么？
王东升：现在我们的第一工厂已经基本实现盈利，明年第一工厂的盈利性会进一步提高。公司的整体目标是2027年起合并报表盈利，2028年逐步实现稳定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会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、良率和出货量。
我们现在是国内第一、全球第六，但只占全球市场的6%到7%。未来5年，我们要进入全球第一梯队，以此为目标激发动力，进一步提高技术力、管理力、产品竞争力、盈利性。
《创见》：我们注意到，作为进口替代的行业核心，西安奕材的海外销售占比已达30%。未来除满足国内市场之外，这一比例的变化趋势会怎样？在双循环的预期之下，西安奕材在海外市场有哪些核心竞争优势？
王东升：刚才讲我们要为这个行业的发展做点贡献。中国市场是重点，我们首先要满足中国产业的发展，但是，要真正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伟大企业，一定是海内外两个市场一起抓。
目前，虽然海外市场受到很多限制，但未来适当的时候，我们海外市场的比重要争取达到50%。海外市场达到一半的比重，我们才有可能成为世界级的公司，这一点是必须要考虑的，但这也需要国际环境有一些改变。
一方面，我们要去了解海外的情况。另一方面，最重要的是“打铁还要自身硬”，我们的产品很有竞争力，服务比别人更好，凭什么不用我们呢？商业的本质是不会变的。
我觉得国际形势有时候就像刮风下雨一样——台风来了，你必须把窗户关得严一点，但天晴的时候，你就要提前把什么都准备好了，不然你就来不及了。
企业家要过“三关”
《创见》：随着西安奕材上市，尽管您也收获一定的财富，但持股比例却仅有3.65%，几乎不是普通公众所理解的“老板”。您个人是如何看待金钱的？
王东升：我们从小都是受党的教育，我做这个产业也受到一些产业界的老前辈，比如松下幸之助的影响。他有个著名的观点——企业是社会的公器。我是非常认可这句话的。企业是社会的财富创造体系。作为企业家来说，要通过创办一些好企业来增加就业，推动产业发展，这就是企业家的责任。
比如说京东方，我交班的时候，有领导说“你别退了，再多干几年”，我说“我不是退，我是要践行企业家要过‘三关’的理念，即‘创业关’‘授权关’‘交班关’。”
过“交班关”，就是说你要把这个财富创造体系持续下去，让企业比你在位的时候发展得更好，通过传承、创新、发展实现基业长青。如果国内领先的、世界领先的财富创造体系变得多了，那么我们国家就会不断往前走，繁荣富强！
《创见》：在陕西不断涌现的创业群体中，您已经成为很多年轻人的偶像与导师。面对这些后辈，您有哪些经验可以分享给大家？
王东升：我们的社会在进步，但仍然还不够完美，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。解决这些问题，要靠我们一代代人的努力，一代人做好一代人的事。
如果要跟年轻一代说一句话，我想说，一代定比一代强，希望年轻一代勇于担当历史使命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贡献！
编后：
采访结束，我们离开奕斯伟的时候，恰好从京东方总部经过。
从京东方到奕斯伟，从“屏”到“芯”，从安徽的“合肥模式”到陕西的“投行思维”，西安奕材的成功上市，不只是一家科创企业个体的成功，也不只是一条12英寸大硅片产线在西安的落地，更是整个国产半导体产业奋力创新的缩影。
正如行业传奇王东升所言，“每一天都很难，但我们没有至暗时刻，我们一直拥有一颗光明之心。”在政策、科技、资本与地方政府的共振之下，一部属于古城西安，属于国产半导体产业，属于伟大时代的产业史诗正在铺开。
秦岭北麓，已是风起云涌，气象万千！
